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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乡建院 | 张晓山:郝堂村变迁与村庄可持续发展反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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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山:郝堂村变迁与村庄可持续发展反思

张晓山:郝堂村变迁与村庄可持续发展反思

中国的村庄面临着巨大的变迁,但是变迁的方向不同,变迁的后果也不同。郝堂的这个变迁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,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的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发展道路。郝堂的变迁有两点值得我们深刻认识。
第一,郝堂案例反映了理念与实践的契合。
正如李昌平老师所说的,郝堂案例告诉我们的党应该怎么做,理念应与实践契合。实际上今天下午听了很多通过PPT放出来的先进的理念,包括孙老师讲的保护生态、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、粪尿分离的厕所,昌平老师的三位一体四权统一,谢英俊老师的“协力造屋,永续建筑”。所有理念,最终是与我们十八大讲的生态文明建设相吻合的。当然,光是理念也不行,还要有很多理论作为支撑。正如孙君所讲,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新农村建设,这就不得了了!因为咱们知道,当年赵本山说范伟,厨子学了兵法了,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,中央美院的画家把人类学,社会学,甚至风水都利用起来,通过这些理论那就不得了了,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让我们惊叹的东西。郝堂就有血有肉的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这些理论、理念最终是跟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契合的。我在网上搜了一下,平桥区最近五年的工作报告讲的也是城乡统筹、生态宜居、和谐发展等等。理念、理论和政策结合在一起。还有一点就是最终要有可操作的措施,具有可操作性。我们看到,孙老师的主意,孙老师的画图,应该变成什么样,最终要变成施工图,然后施工图要有人来施工。郝堂施工的有一个老李,他把孙老师的想法变成具体,比如豫南民居的狗头门楼,就是门楼上边的两个狗头,细节也得以重视。就像我们的村官所说的,施工者要有跟设计者一样的情怀,一样的理念,并不是说我想得到就能做出来,所以这是一个理念、理论和实际的一种契合,最终要转换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措施。
第二,郝堂案例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合力。
郝堂案例,正如昌平所说,多方利益的融合。这里边的利益相关者,具体来说,第一是地方政府主导,我们很多事情离开了政府是不行的。这里边就是平桥区政府,平桥区政府应该来说就具有远见卓识的,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,他们搞了一个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,这项工作,十四年,一百六十多个专家,能够持之以恒的做下去,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。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、对人思想的转变,所以地方政府是有一定的远见卓识。第二个是我们村的领导,村干部。我那天跟曹书记和胡主任都聊了,我们可以看到,胡静主任说话气场很强大,使人感到很振奋,她说中央倡导的美丽中国、生态中国我们已经走到前面了。我跟他们聊了之后觉得昌平老师的一些理念和理论他们已经接受了,因为接受的和照本宣科是有差别的。还有就是说农民的主体,刚才讲了一个个村民小组开会,垃圾分类,小学生来评比,很多具体的措施,来使我们讲的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,主体力量真正得以体现。第三个是我们说的利益相关者。我们讲的外来的力量,有个词叫做改革的代理人或者讲promoter,我们这里有的讲协作者、促进者或外来力量。很多地方,是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,但是,在这儿是找到了一个载体和平台。各种专业背景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努力,这样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郝堂,也是我最深的体会。
郝堂的变迁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孙君老师说,我们从来不谈问题,我们谈希望。当然,我也谈希望,也要谈一些问题。我们社科院的人都是乌鸦嘴。我们有时候问题谈得多,我们有时候看的希望看得多。成绩我们都看得到,有些问题我思考之后没有答案所以我提出来。
第一,郝堂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。

我刚才讲的理念、理论和政策的契合,可操作性,多种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这些都没有问题,我们都是可以讨论、可以学习的。但是,郝堂的这个具体做法在经济上、资源的聚积上有没有可复制性?也就是说郝堂的经验别的村可不可以学?这一年多,可能时间更长一些,上级部门给的资助大概两千来万,比如说教育局的、水利局的、交通局的、农业局的、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办的,整合国家项目可能有两千来万。在这种情况下,平桥区能够支撑多少个郝堂?因为2011年平桥区的农民纯收入是6733元,还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,财政的一般预算收入是3.95亿元。刚才问了一下可用财力大概是18个亿。一般预算收入是我们自己有的,可用财力是通过各种财政转移支付来的。信阳从收入水平上来讲还是处于加快城镇化的过程,平桥214个行政村,现在是以郝堂、双桥,徐岗三个新型农村社区为示范,除了这三个,剩下的211个该怎么发展?资金从哪儿来?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一直考虑的最终的经济资源的可持续性、可复制性。

第二,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在中国普遍的层面上是否存在。
我跟孙老师聊,孙老师说利益相关者的共识有四个要求,一是农民觉得特别好能得益,二是政府能够支持,三是项目要可持续,四是项目的设计人要有兴趣,即纯粹性,观点不受政府的左右。用案例来告诉党什么更有利于农民、更有利于社会,但有时候这些有利于不一定符合官员的利益,最终我们是否能够形成合力和共识?我个人可能看得悲观一点。今天是我们的县乡干部论坛,可能我说的不对,请大家批判。今天上午,孙君老师说今天的政府官员有实践、有理想、有文化,这些我都不否认。我做了这么些年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做调研,跟很多干部接触过,各个层级的干部我都接触过,我感觉八十年代的干部水平是受影响的,理论知识和他本身的素养较差。现在的干部,乡里的干部,县里的干部,包括更高,确确实实有文化、有素养,对很多问题认识很深刻,你跟他们聊,尤其是在饭桌上闲聊时,他们对一些问题看的很深刻,对现实的抨击,对时弊的针砭很厉害。但是,到具体工作时他们还是按照错的,他们明知道是错的他们还要那么做,为什么呢?形势比人强,他要服从他整个的利益考虑,这是最可怕的!如果说他不知道错,稀里糊涂的犯错误,可以理解!但是,现在这些干部有能力、有知识,知道那是错的,还必须那么做,否则的话无法在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。我们讲现在“合力”的问题,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,但是政府的官员考虑工作的优先序,和农民需求的优先序是不一样的。农民考虑的优先序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、不能马上出彩的,政府的官员要的东西是短平快的、马上能见影儿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到处破坏文化,有的地方叫缩村让地,有的地方叫掀村腾地,有的叫拆建并院,各地的口号不一样,但是做法都是一样的,都是扒农民的房,然后让农民上楼把地腾出来,增减挂钩,占补平衡,接着卖地,土地财政,土地金融。
前两年我们跟陈锡文同志一起开会,他说我看到了各地兴起了拆农民房子占地的热潮,这种热潮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。如果说没有政府的号令,没有文件,没有精神,各地都在盲从地做这个事儿?为什么呢?因为这里边有他们的利益驱动,这个方向和我们最重要的合力的方向——我们最终要的,是不一样的,只要尽快卖地就行了。我们所做的事跟当官的心中的郝堂村是相差很大的,如果说我们没有资源,而且又要发展,我们要出政绩的话就要快,要快的话就是资本和权力结盟,然后就是走一条传统的发展道路——资本为主导的道路,而这条道路就跟郝堂村的道路是不一样的。昨天我看了佛山村,佛山村看了之后就给我一个跟郝堂村巨大的反差。佛山村就是老板发展模式,两个老板,一个老板是马德记,马德记搞了一个合作社,合作社有一万多亩茶园,他现在在建一个茶坛,就是祭祀的茶坛,然后建一个茶圣堂,是陆羽的茶圣堂。以我的体会,他以后可能搞茶博物馆、茶文化等等,也是孙老师设计的,也是政府购买,专业施工队,然后我路过了一个咖啡厅,一个正在建造的咖啡厅,跟碉堡一样钢筋水泥的,听村里人讲这个咖啡厅并不是很大,用了五十吨钢筋,在外面看跟一个土窑一样,但里边是一个现代的咖啡厅,有八个卫生间,底下铺砖上边木板,是一种高端豪华的,我看到这个,听他们说完,当时就深深感到资本的力量。咖啡厅搞起来,茶坛搞起来,茶文化搞起来,整个儿看就是一种资本的主导,这么有品味、原生态的东西一定很吸引人,他们可以去做。但是,我们讲的农民的主体地位,参与主体,决策主体,受益主体就根本谈不上了。所以,郝堂村这个草根式的、以农民为主体的、由外力协作者来推动的村庄建设,和以资本为主导、为支配的村庄建设,哪一个在中国目前占统治地位?应该还是资本类的。最终我理解的郝堂草根的、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庄发展会不会依附于资本为主的发展,等于是为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服务呢?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极力避免的。这里,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奈的、清醒的趋势。
但是,我个人认为,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发展还是郝堂这样的发展,这种发展要慢一些,时间要长一些。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以这种发展模式作为主导,可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、科学发展观才能够落实,中国的小康社会的建设才能够更好地实现,我们真正的伟大民族的复兴就可能存在!如果走那种资本发展方式的话,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走老路,我们应该坚持一种以人民为主导的,习主席讲了多少次以人民为主导的,这样的话我们的科学发展就最终能够实现!
2012.12
原文为张晓山于2012年12月3日“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”上的发言实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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